理事会虽有“由常务理事，根据各组提案草拟具体方案”的决议规定，但常务理事接到一、二、四、五组提案后，“深感各案自成系统，归并不特不易，且亦无益”，不得已之下，只能采取各组派代表轮流发言，“一、二、四、五各组本宜依次付议，但细察各案，第四组与第一组关系较密，似宜连续讨论”，由此，理事会做了如下安排：“每组讨论时间以一时半为限，上午讨论一四两组，下午讨论二五两组”。[66]从该社记录整理的会议《讨论经过》看，不论是“关于理论方面”，抑或“关于方法方面”，与会代表召开的13个讨论问题，全部与梁漱溟报告有关，甚至对第四组提案的讨伐与否定，亦是从对梁氏观点认同的角度进行。第二、五组提案，均未涉及。围绕梁氏观点，与会代表的分歧充分展露。
由梁漱溟起草的第一组提案，实际上是借年会中心议题的壳，重申其乡村建设主张。梁漱溟从“民族复兴问题”“民族复兴之途径”和“乡村建设要点”三个方面展开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崩溃，“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”。他祭出“文化改造”大纛，用文化建造来实现社会组织的重构，复兴民族。对此，他专门做出如下解释：所谓乡村建设，“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、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。由此端倪之寻得，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”，“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开展，以讫于完成，即文化建造成功，亦即民族复兴”，而乡村工作的开展，是大力发展乡农学校这个简易组织，“由此组织由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，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”，“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，以渐形成一团体”。[67]梁漱溟开出的药方，是将文化改造作为乡村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。